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转换_对政治传播研究三个基本理论问题再辨析

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转换:

对政治传播研究三个基本理论问题再辨析

■　谢进川

【内容摘要】　本文针对政治传播研究三个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辨析。第一,政治传播并非是视界融合下的生成概念,而是基于传播的内容要素进行的分类结果;第二,政治社会化的旨趣在于让市民完成公民的转变,它并不是让社会领域政治化,将政治社会化纳入政治传播,作为其中的一部分理所当然,但政治社会化并不是政治传播的全部;第三,政治传播研究中的“富媒体,穷民主”并非政治“献媚”于新闻媒体,而是研究中的批判取向选择使然。【关键词】　政治传播;政治社会化;新闻传媒

　　2009年第4期《现代传播》发表了荆学民教授和施惠玲副教授的文章《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对政治传播研究五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研究者以清晰的思辨对政治传播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把握,针对政治传播研究中的问题进行了前瞻性的廓清,很多观点颇有启迪性,令人深思。特别是对传播学界的众多研究者而言,本论文针对政治传播现有研究不足提出的解决思路最明显地体现了总体性视角。这一点正好和传播学研究中的琐碎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具有很强的警示意义。但研究者(以下的论述中将《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对政治传播研究五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作者直接以“研究者”代之,凡引用其论文内容均出自该论文,不再一一注明)在论证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针对其中的三个理论问题,我在此进行“再辨析”,以期能更有效地关注和完善这片研究领域。

一、“政治传播”范畴的界定之再辨析研究者将西方学者关于政治传播范畴的界定总结为两种趋向,即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认为两种趋向都存在学科壁垒,因此都有“短视”界定的局限性。于是,研究者主张从学科融合的视角,即从“政治”中解构出“政治信息”这一本质因素,从“传播”中解构出“扩散和被接受”这一本质因素,将两种本质因素融合形成“新”的“政治传播”范畴———“特定政治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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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传播作为信息流动过程,它本身包括如下要素: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信息)、传播媒介、传播对象、传播效果。换言之,对传播进行要素解构的话,是包括上述诸要素。至于“(信息)扩散和被接受”仅仅是传播本身的含义而已,这在传播学界没有任何悬念和疑义,因此无所谓非要从“传播”中解构出“扩散和被接受”这一本质因素。如此一来,对传播进行分类的话可以从上述任何一个要素出发进

(书写)行区分:如根据传播媒介可以分为信号传播、

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大众媒介传播;根据传播内容可以分为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等,此外,还可以根据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等因素为根据进行分类。即使在现有分类层级下,还可以根据上述因素进一步进行分类,如根据政治传播还可以根据传播主体进行进一步的分类。换言之,政治传播就是“政治信息的传播”,除非是针对非传播界的人士主张,需要将“传播”进一步说明,即“政治传播”就是“政治信息的扩散和接受过程”。布莱恩・麦克莱尔将政治传播概括为三个层面的观点(即一切党派人士与政治活动家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各种传播活动,一切非党派人士针对党派人士展开的传播活动,一切涉及以上三类人群政治行动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或通过其他媒介形式而展开的政治讨论),与其说是关于“传播本位”的政治传播观,毋宁说是从传播主体要素出发对“政治传播”进行的分类。

至于我们将“特定政治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的过程”修改为“政治信息的扩散和接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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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原因在于,研究者的概念明显是将自己限定于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的界定。实际上,在现时代大背景下,无论是出于主动改变还是被动适应,体内(民族国家)与体外(世界)都成为必需予以考虑的范围。“政治传播”的范围的改变(从国内到国外)需要对其概念进行修定。事实上,研究者在“构建具有中国气派政治传播理论的基本思路”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中国气派与全球视野的内在一致”,但在界定“政治传播”概念的时候却未能采取全球化这一视野。

对于“政治”与“传播”的地位,研究者强调“政治”与“传播”地位是不平等的,“它首先强调的是‘政治’的传播问题,因而‘政治’是基础;它同时强调政治的‘传播’问题,因而‘传播’是其着力点。”为了加深对“政治传播”新内涵的理解,研究者主张从哲学维度来把握,概括为“政治本身就是传播”“传播内在地包含政治”。特别是对于“传播内在地包含政治”,研究者认为,“没有政治的‘传播’是难以存在的,抽取了传播的‘政治’内容,传播就成了空壳,也就不存在了。这就好像没有统治者的‘统治’同样不存在一样。”

但正如我们前述,“政治传播”就是根据传播内容(信息)进行的界定而已,因此就这个概念而言,“政治”与“传播”互为前提。对政治学者研究“政治传播”而言,“传播”是其着力点;对传播学者研究“政治传播”而言,“政治”是其着力点。对于“政治本身就是传播”“传播内在地包含政治”的概括,如果说前者是针对政治过程而言,没有任何问题

)则是一个的话,后者(即“传播内在地包含政治”

之后产生了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国内外关于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政治传播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化来理解和论证的”。研究者提出反论的基本依据是,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前市场经济社会到市场经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从以政治为中心的统合一体走向了分离,尽管各个领域相互分离“并不意味各个领域的互不相干或‘脱离’,而是保持一种于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相适应的适度的‘张力’”。同时,研究者特别提醒注意政治社会化的“恶果”———“社会”的“政治化”。但“政治社会化的本质、内涵等缺乏相对权威和稳定的共识,”并不意味我们对“政治社会化”不能进行旨趣上的把握(即探索到底是社会政治化,还是其他),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进行历史的追溯。已有的研究表明,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化研究,主要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美国政治学者梅里亚姆和威尔逊进行的公民教育研究,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从梅里亚姆的著作The

MakingofCitizens、威尔逊的著作EducationforCitizen2ship来看,其论述的主旨在于通过公民教育,培育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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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识的国民。因此,政治社会化的旨趣在于让“市民”完成“公民”的转变,在政治体认、党派态度、政治参与等方面符合政治文明及其发展的需要。显然,它并不是让“社会领域”政治化。即使出现了社会领域政治社会化的恶果,也并非政治社会化的必然性。我们需要做的是防止出现该类情形,但不是否定“政治社会化”的必要性。同样,也不能将“市民公民化”混同于“社会领域政治化”。至于研究者的“何来‘政治社会化’?何必‘政治社会化’?何以‘政治社会化’?甚至可以说,‘政治社会化’这个概念本身就逻辑不通”等追问显然是混淆了这一点。可以说,在政治、经济、文化“分离”的情况下,包括国家—社会“分离”的框架下,应当强调的是避免政治对经济、文化,国家对社会的不合理干预,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经济、文化对政治,社会对国家进行更有效的联通。承认这一合理性的话,

“政治社会

化”自然是一个出路,否则何来有效地联通?况且,“政治社会化”的主体存在差异,也不尽然就是为了实现“政治”统治“社会”的目的。

既然“政治社会化”具有其合理性,作为“政治信息扩散和接受过程的”政治传播自然不能对此视而不见,因此“政治社会化”纳入政治传播,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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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习性的判断。传播(严格来说是传媒系统)离不开政治仅仅是从根本性(总体性)的管制意义来说的,但非所有传播现实均与政治不离须臾———政治传播仅仅是某一划分根据下的传播类别而已。现实要真是如研究者所言“传播内在地包含政治”的话,似乎也没有必要具体划分政治传播、文化传播、娱乐传播等类别进行讨论。事实是,娱乐传播等不仅没有因为不指涉“政治”而成为空壳,或不存在,反而是如火如荼地得到了发展。

二、政治传播的本质与政治社会化之再辨析研究者指出,由于政治学中关于“政治社会化”的本质、内涵等缺乏相对权威和稳定的共识,造成“政治社会化”这一理论命题引入政治传播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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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富媒体,穷民主:政治传播与新闻媒体的关系之再辨析

研究者敏锐地注意到,“新闻媒体在政治传播中无论何等重要,始终改变不了政治与新闻媒体是‘目的与手段’的根本关系。改变了这种关系,就会把人们对政治传播研究的关注点‘聚焦’在‘新闻媒体’上,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研究者通过拉斯维尔对李普曼的修正的事实认为,“新闻媒体的作用主要在于‘通过什么渠道说’这一环节上”。应该说研究者的建议对于那些传媒中心主义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个“一针见血”的提醒。但研究者认为“新闻媒体的作用主要在‘通过什么渠道说’这一环节上”的观点显然忽视了媒介与传媒(即媒体与媒介之综合体)的区别。就中国现实来说,国家、市场、传媒三者之间一方面存在一致,一方面也存在博弈。在国家总体主导下,现代社会转型正是在国家、市场、社会(包括传媒)既联合又博弈的情形下进行的。就一些具体的转型过程而言,传媒的传播行动发挥了更主要的推动作用。比如传媒对“孙志刚”事件的连续报道,最终促使国家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这表明传媒并不是简单的传播渠道提供者,而是同时作为社会中重要的主体力量而存在。

研究者从班尼特的《新闻:政治的幻象》,再到麦克切斯尼的《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政治传播》,认为至少彰显了三重意义,其中之一“反观政治传播的研究,则是严重夸大了新闻媒体的作用,是政治‘献媚’于新闻媒体。”并认为由此导致了政治传播对“新闻媒体的偏好”,将政治传播归之于新闻媒体问题。其实,两本书的作者强调的是商业力量施与新闻传播造成了反映社会政治状况的拼图,传媒则从中获得大量经济收益———这一切犹如传播政治经济学一贯批判的主题那样。对于学术批判,不管在哪个领域,

注释:

①　[英]BrianMcNair著:《政治传播学概论》,林文益译,台北风云论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5页。②　毛寿龙:《政治社会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06页。

③　渠敬东:《社会学是什么》,《社会学家茶座》,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页。④　蒋功成:《文化解释的生物学还原与整合》,《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很多时候就被认为是“小题大做”。但这是维持任何一个良性社会,从而提高社会认知必不可少的。诚如福柯所言,批判者的角色在于,“没法告诉别人应该做什么,也不能塑造别人的政治意愿,而是去动摇人民的习惯和信仰的方式,驱除常见的信念;批判者指出危险之所在,但不能代替别人去做决定”。班尼特关于“新闻是政治的幻象”,麦克切斯尼关于“富了媒体,穷了民主”都是属于批判者的角色,这种“偏”显然未必就是“新闻媒体偏好”使然。这一点也可在中国早期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学术坚持中找到一致性。潘光旦在当时冒着被人批判的风险,专注于生物因素对文化的解释。虽然当时他也知道单单用生物现象或原则来解释文化必然不,但自认为也事出有因:一是现象无涯,因果关系无穷期,精力有限难以面面俱到,不能不分别地观察或解释;二是生物现象比较基本而也是可以用人力来左右的;三是在科学幼稚的中国,生物学的解释比较不受人注意,从生物因素来解释的几乎没有。换言之,他认为其实以生物因素解释文化现象,并不排斥其他因素解释的说法,但过去的解释过于偏重社会、心理因素及文化因素,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强调(甚至是特别专注于)生物因素的解释会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同理,政治传播研究中的“富媒体,穷民主”并非政治“献媚”于新闻媒体,而是研究中的批判取向选择使然。

当然,研究者建议政治传播应关注传播过程的每一个环节,而不是仅仅在“通过什么渠道说”这一个环节,“更需要对‘基础’的研究即政治的研究,应从着力点的传播反推到基础的政治本身。在探索什么样的政治需要更为广泛地真实地传播、什么样的政治更能广泛地真实地传播等等———这些政治传播研究中更为根本的方面下足功夫”。他们的这些主张对传播学中的政治传播研究是一种深刻的警示,具有突出的理论意义。事实上,他们在对政治传播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也承担了批判者和建设者的双重角色,值得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们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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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张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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